愛國主義與疫情防治:美國1918年的教訓

程映虹2020-06-22 18:42

(1918年,美國堪薩斯陸軍醫院)

程映虹/文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全球的流行讓很多人回想起1918年的全球性流感。那場流感在短短的幾個月里導致五千萬人以上死亡,是人類歷史上破壞性最強的流行性疾病。今天從病理學和傳播途徑的角度對它已經有很多介紹。但是對那場瘟疫從歷史和社會的角度做一些觀察,強調一些在公共討論中被忽略的因素,不但可以吸取歷史教訓,也可以匡正一些時下頗為流行的誤解和偏見,尤其是對治理疫情的自負甚至交出完美答卷的說法。美國是那場流感的發源地,病死的人數達到六十七萬,雖然在全球范圍內不算高,但卻超過了它在兩次世界大戰和越南戰爭中戰死人數的總和,也超過1860年代內戰的死亡人數??纯疵绹斈耆绾螌Ω兑咔?,對今天是有一定教益的。

回顧那場流感,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它并不是在和平年代爆發的,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今天的一些介紹和敘述對這個背景一帶而過,對二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尤其是戰爭給治疫造成的復雜局面認識膚淺,特別是忽略了戰爭時期愛國主義宣傳對控制疫情造成的人為障礙。在今天看來,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教訓。

美國在1917春天加入世界大戰,當時美國軍隊只有十三萬人,根本無法派往海外。但到一年半以后,大戰結束時,美軍在歐洲戰場就有一百萬以上的作戰部隊,包括先后替換下來的,人數有二百萬之多(如果包括留在美國仍然待在訓練營里的,總數有四百多萬),成為協約國主力。在一年多時間里,美國召集和訓練出二百多萬軍人,把他們和幾十萬后勤輔助和醫護人員加上所有的武器裝備和設備通過海運送往歐洲,這需要巨大的動員、組織和實施能力。與此同時,美國還向協約國運輸了大量的物資援助。

美軍進入歐洲戰場,從輔助英法軍隊到成為主力,轉折點是1918年春夏,這段時間(尤其到了夏秋之交,九、十月份)正是流感在美國大爆發的時候??挂弑緛砭鸵笙拗迫后w聚集和人際接觸,尤其是大量人員的跨地區流動??紤]到這些因素,美國能打贏世界大戰、大量援助盟國,又熬過國內疫情,同時應付了兩場巨大的挑戰,套用今日流行的“國家治理”概念,不能不說是交出了一份獨特的答卷。

但這決不是一份完美的答卷,而是充滿了問題和錯誤。這些問題和錯誤很大程度上是戰爭和瘟疫并存造成的。戰爭時期愛國主義情緒高漲,人人都以美國出手拯救歐洲盟國而自豪,習慣于孤立主義的大眾第一次嘗到救世主的滋味,對任何暴露自己國家消極面的新聞都心懷抵觸。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歷史上第一次總體戰,交戰各國都要確保一切服從戰爭的需要,實行戰時新聞審查(歐洲國家比美國更嚴格),意在不讓敵國了解自己的弱點,也為了維持前方和后方愛國主義的氣氛和防止社會恐慌。這些都造成了媒體的自律,導致了對疫情的遲報、少報和低調處理。整個社會對自己國家的負面消息普遍缺乏公共意識,助長了疫情的泛濫。

疫情發生后,交戰雙方媒體都有意壓制國內疫情見報,只有中立國西班牙正常報道,一段時間內在受眾中造成誤解,好像疫情就是在西班牙發生的,于是稱為“西班牙流感。”《紐約時報》1918年八月19日的報道第一次提到美國軍人在法國大量感染“西班牙病毒”。而西班牙則認為是從法國傳來的,稱之為“法國病毒。”當然,現在看來,很可能是從法國傳過去的,而法國的病毒又是美軍帶去的。因為病毒首先于1918年三月在美國堪薩斯州的一個軍訓營地被發現,但當時沒有得到重視,隨著官兵和后勤人員在各個軍營的流動而散布,再進入城市和鄉村。軍營成為疫情的發源地和流動性的傳播場所。三月到五月有20萬美軍到達歐洲,一些人已經死于途中。美軍在歐洲戰場一共死亡十一萬多人,患流感而死的人數只比戰死的稍微少幾千。

美國本土并非戰場,又有深厚的新聞自由傳統,自殖民地時期就發展起獨立報業,是西方國家中報刊最多的,在無關政治的疫情問題上本來應該保持比較清醒的頭腦。但有研究者指出,當時“任何文章或者標題把正在發展的病疫描寫為超出一般性社會新聞的大事都會引來破壞士氣的責難。”官方和民間對疫情在輿論上一致降音和低調,政府和報刊有關時局的言論和報道多半是有關戰事和后方的正面的積極的消息,加上對敵國的丑化,對戰后國際秩序的討論等等,這些占據了報刊的主要篇幅。例如在疫情高峰的1918年10月,美國有十九萬五千人死于流感,遠超整個一戰美軍戰死沙場的人數,但威爾遜總統從未在公開場合提及這場災難。

美國最近有人比較了1918年10月5日波士頓、紐約和費城幾家大報的主要版面,發現它們對疫情倒不是完全不報,而是或者惜字如金,或者輕描淡寫,或者“深埋”于內頁,或者用經過加工的數據來沖淡,要不就是干脆自相矛盾。相比之下,地方性報刊和小報似乎要客觀真實一些。波士頓兩家大報的頭版和主要篇幅大肆渲染協約國軍隊突破德國興登堡戰線,德國就要完了,奧地利據說已經跪地求和,具有愛國主義傳統的新英格蘭地區在購買戰爭債券上居然落后于其他地區,愧對先人,等等?!恫ㄊ款D郵報》報道說波士頓昨日因病死亡一百九十一人,承認形勢有些嚴峻,但又說醫學專家們認為死亡病例增加得非常有限?!恫ㄊ款D環球報》在報道中干脆說病例的數字已經下降,但第九頁的數據表卻明明顯示自九月中旬以來死亡人數逐日上升。當時波士頓人口七十萬,卻已經死亡了兩千人。

就在波士頓報紙對疫情新聞如此加工處理時,很多讀者并不知道離這個城市三十英里的地方有一個叫德佛斯的軍訓營,里面四萬五千名新兵在九月下旬就有四分之一染上了流感,已經把軍醫院擠爆,近千人死亡,很多死者膚色藍黑,其狀甚慘。疫情還在向波士頓蔓延。

美國在戰爭期間向民間發行國債,稱為“自由債券”,前后有好幾批,購買它是愛國的標志(當然也是一種可靠的投資),成為一件各地都大事張揚的愛國盛舉。各個州還互相攀比,所以會有上述波士頓地方報紙的自我責備。很多地方為此舉行大型集會和游行,當場推銷,愛國群眾踴躍購買。即使在疫情已經很明顯甚至嚴重的時候,推銷國債的公共活動仍然受到鼓勵。

例如,1918年9月28日,疫情在費城已經造成大量感染和死亡的情況下,成千上萬的費城市民仍然按照市政府的安排扶老攜幼集會游行,號召多買愛國債券。他們并不知道,費城的醫生和公共衛生專家已經緊急要求市長取消這次盛舉。游行集會時,為了制造戰時氣氛,市政府拉響了警報,模擬轟炸的聲音,天上飛過“敵機”,廣播里響起高射炮聲。市民們如臨戰場,神態嚴肅。其實真正的敵人不在天上,就在他們之中,成百上千人將會為了參加這項愛國行動而感染和喪生。

在華盛頓,聯邦政府財政部在十月2日還向下屬發通知,敦促他們參加12日(周六)舉行的推廣第四次愛國債券(總數60億美元)的大型街頭活動。但就在前一兩周,臨近州死于流感的人數劇增,華府本身也有七人死亡。幸虧兩天后聯邦政府發出通知,取消所有和愛國債券有關的公共活動。

除了愛國主義和疫情防治之間的矛盾,美國參戰給國內防治疫情帶來的直接影響還包括醫護人員和設備的緊缺。大約六萬醫護人員應征入伍,大量消毒防護用品、救護車、病床和其他醫療設備被運到歐洲,這就使得美國國內防疫力量從人員到物資都非常薄弱。

當然,造成1918年美國大量人口死于流感病毒的原因還是綜合性的,和今天對比,很多現象非常類似。例如在大眾心理學上,很多人一開始都盲目自信,認為自己不會中招,萬一中招也能挺過去,總之是輪不到自己,從而無視衛生部門的警告,拒絕采取任何措施和服從限制。有研究者把這種心態稱為貶義的“斯多葛主義”,意為不受周遭環境影響,認定自我感覺是唯一真實的,相信自我定力是唯一可以依賴的。這種心態當然是不受時代、國界、文化和社會地位影響的。這些人不到病例發展到相當嚴重的程度不會輕易改變態度。

國家精英或是出于政治目的或是因為缺乏知識而造成的對疫情的輕視和顢頇,給自己健康帶來問題。時任海軍部副部長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在從歐洲回美國的船上沒有采取保護措施,感染了病毒,居家數周后痊愈??偨y威爾遜1919年春天去巴黎參加商討戰后事宜的和會,當時誤以為流感高峰已過,結果感染病毒,在旅館房間里休息多日,病愈后據說言談舉止一度不太正常(他女兒也感染了)。今天還有歷史學家認為他的患病影響了美國在和會上的地位和決策,使得國會拒絕批準凡爾賽和約。值得一提的是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戰時也因缺乏防護而感染病毒,幸而痊愈。

但另一方面,今天各國在防疫治疫中采用的禁足、停業、隔離病人和要求戴口罩等等措施,美國當時也已經實行了。很多大型倉庫被改造成隔離病院,床位之間保證充分距離。把那些場景和今天的方艙對比,唯一不同的可能就是呼吸機,當時還沒有發明,主要醫療手段是減輕咳嗽的噴劑。紐約為了減少上下班時間公共交通的人流,將同一個單位雇員的上班時間錯開,例如分別在早上八、九、十點到達,下班時間也錯開。芝加哥發起了“反吐痰運動”。更重要的是,很多城市強行關閉學校、教堂、商業和娛樂場所,甚至政府部門。在戴口罩問題上,為了警醒大眾,提出了“前方戴防毒面具(一戰時歐洲戰場使用了毒氣),后方帶防疫口罩”的口號,并提倡自制口罩,彌補口罩生產的不足。警察可以對不戴口罩上街和參加聚會的人罰款。

像今天一樣,這些措施也遭遇了反感和抵抗,反對者提出的理由多半也是政府強行限制個人自由甚至干預宗教信仰。地方報紙上常常有各種離奇古怪的對抗政府防疫禁令的舉措,警察疲于奔命。在政府防疫措施實行得比較早也比較得力的舊金山,反對派組織了“反口罩聯盟”,不但上街抗議示威,還把炸彈寄到州醫療專員家中。當時美國各個城市采取的關門歇業政策常常只有兩三個星期,但已經面臨社會各方面要求復工和恢復常態的強大壓力。舊金山市政當局一度被迫開放各業,但病例馬上回升。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每一代人也有繼承、選擇和構建歷史記憶的自由。如何不誤用或者放棄這種自由,始終會是人類社會的一個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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